公 告: 走进德润斋画廊 收藏名人字画[赵腾晋  201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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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琦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文章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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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琦
  我1928年生,山西平遥人。1937年随父母到延安,入八路军抗战剧团,唱歌跳舞,当小演员。1943年后也以画笔为武器。延安九年间都在文艺演出团体。其间曾编入“鲁艺”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中央党校各学习一年。
  1947年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其间参加土改、扩军和天津军管会工作。
  建国前后在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任教,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转该院任教。
  在创作上,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画宣传画、连环画、年画,后画中国画。作品多以革命人物为题材,宣扬革命思想,赞美高尚情操,并在民族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努力探索。


  李琦的肖像画
  古元
  李琦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肖像画家。他所画的肖像大部分是当代的伟大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鲁迅、白求恩……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他以刚健的笔触画在宣纸上,把人物的精神气质再现出来,使观众从这些肖像中受到陶冶、得到鼓舞。他创作过一幅《主席走遍全国》的肖像画,描绘毛泽东同志身穿布衣,手持草帽,神采奕奕地走在祖国大地上,虽然没有画任何背景,却使人联想到毛主席已来到千家万户。这幅画受到群众普遍喜爱,悬挂在千万家庭的厅堂中。李琦擅长以简练的艺术手法,创作出耐人寻味的作品,1992年,他创作的《我们的总设计师》,表现了邓小平同志慈祥中见伟大,成功地塑造了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领袖形象。他的独特风格的艺术,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好评,并引起了轰动。
  李琦还有默画人像的本领,他的一些朋友有时突然得到李琦为他画的肖像,形神兼备,令人叹服,而自己竟不知在何时何地成为画家观察的对象。而且李琦所用的作画工具和材料是毛笔和宣纸,一笔下去
  就无法改动,是高难度的画。例如数年前著名画家赵世光从香港来北京办画展,意外得到一幅李琦为他默写的肖像,他十分欣喜,写了篇文章投寄人民日报,赞叹李琦的奇才。
  李琦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队伍,受到革命教育,奠定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他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始终走着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如今他已年逾花甲,仍笔耕不辍,努力不息。

  李琦其人其艺
  廖静文
  我认识李琦先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那时,悲鸿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二十多岁出头的李琦受聘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他和夫人冯真女士常到我们家来,向悲鸿求教。他高高的身材和略显消瘦的面容给人以文质彬彬的印象。悲鸿被他那好学深思和诚恳、刻苦的精神感染,便十分欢畅地和他们倾谈。有时,他们也把自己的作品带来。当时,他和冯真都画连环画和年画,特别是年画,年年都获国家奖。悲鸿十分赞赏,鼓励的话便像甘泉一样涌出来,滋润着两颗诚挚的心。悲鸿还把自己珍藏的宋代名画《朱云折槛图》拿出来给他们看,热情地讲解那些线条的美妙、色彩的典雅,以及画中人物生动传神的韵味。李琦和冯真都十分仔细地听着,脸上浮起异常感动的神情。我们的屋子里弥漫着亲切、愉悦的气氛,欢声笑语在宁静中荡漾,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情景呵!
  有一次悲鸿听说李琦患了淋巴结核,在外地治疗,便写信给冯真,叫冯真把李琦“寻回北京”,他想介绍李琦找杭州一位和他患同样病经医治痊愈了的朋友,信的末尾写道:“李琦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务必请名医为他治病。”后来悲鸿还亲自带李琦去北京一位名医那里求治。
  如今,这些保存在记忆中的年轻而美妙的岁月,已随着悲鸿的早逝,烟雾般地袅袅飞散,留给我的只是无尽的追思和感触。而李琦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带着他那永不疲倦的笔耕和收获,步入了灿烂的人生境界。
  众所周知,李琦以画革命领袖像而闻名,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爱和赞赏。他还擅长默画人物肖像,惟妙惟肖,是我亲眼见到的。悲鸿在教学中,曾反复强调,在基本训练课程上,必须认真默写,不但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且在画中国画时,能落笔有神。李琦默写肖像画之传神,可谓达于极致。加以笔墨十分精练,形神兼备,而又性格毕现,令人叹为观止。
  我不知道李琦孜孜不息致力于默写肖像是否受到悲鸿的影响,但是我想,如果悲鸿健在,能亲眼见到李琦默画肖像的杰出成就,一定会为之兴奋不已。
  李琦在童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在硝烟弥漫的战斗生活中工作和成长起来。他深深地体会了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功能和真理,始终信守不渝。我曾经在座谈会上和他的文章中,一次一次地感受到他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想:正是他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对人民的热诚,使他创作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肖像,他们是时代的光辉,是点燃人民群众豪迈精神的火炬。
  江山代有才人出,四十多年前的年轻的李琦,终于蜚身国内外,也正说明了我国画坛的活跃和日趋繁荣。我真诚而殷切地盼望,今日能有更多年轻的李琦,在勤奋不息和执着的追求中,走向成功之路。
  (此文选自《人民日报))1997年11月3日作者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笔墨随时代   风流任追求
  一
  李琦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从事美术工作已逾半个世纪,专攻中国人物画已四十多年。出于画家的责任,他以传统的绘画形式,表现时代精神,用手中的画笔“为人民的功臣树碑立传”。他在几十年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明朗、刚健、严谨、洒脱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画人物创作上,独树一帜。
  翻开中国画史,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历经几千年。从顾、陆到张、吴,从阎立本、李公麟、梁楷到任伯年,以至蒋兆和,均在绘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李琦先生是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前提下,选择独特的现实生活视角加以表现,他使自己面临“三难”:一是写伟人、名人难,古人写历史名人,除少数写真人者外,多靠摹写母本。今写现代伟人、名人,不但实有其人,而且世人都知其名并知其貌,知其貌又知其神,其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可想而知,不容写不像、写不好。二是用中国画工具难。中国画使用宣纸、毛笔,落墨难改。如画者胸无定数,手无功夫,写伟人、名人则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三是减笔画法难。减笔法以写生、默画为基础,或从素描“翻译”过来,做到高度提炼。即以简赅之笔而形神毕现,以此法写伟人、名人当然更难。
  与古人不同,李琦先生又是以艺术为社会服务,其创作成果还必须取得两个认可。古时为名人立传,往往束之高阁,常人不可谋面。李琦的现代伟人、名人作品问世于社会,需要在大得多的范围上取得艺术同道与社会公众的双重认可。
  石涛有言:笔墨当随时代。此话虽为至理,实行并不容易。李琦先生一方面耗费了几乎一生的心血,从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吸取营养,在艺术技法上的不断追求;同时他对生活的参与和机遇,那份坚实、执着和情怀二者的结合,使他实现了自我和前人的超越。出自他笔下的“—代风流”,不仅是中国人物画库的珍品,而且也是他奉献当今社会的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二
  王靖宪、令狐彪所编《现代国画家百人传》对李琦人物画有如下评价:“李琦人物画的最大特色是善于捕捉和刻画人物的神情气韵,具有高度的把生活人物形象进行典型概括的能力……看起来寥寥数笔,却笔简神全,别有韵味。”
  一如所言,李琦作品确实具有“概括”、“洗练”、“传神”等特色。
  就“概括”而言,他的许多作品或者浓缩了大容量的史实,或者概括了人物的经历,看似肖像画的形式,却远非一般肖像画的内容可比。在这些作品面前,读者透过画面人物瞬间的风采神韵,能领会人物的故事、经历,审视历史的事件和风云变幻。这一特色在他的《主席走遍全国》、《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们的总设计师》、《同心曲—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一次联欢会上》、《彭总》、《白求恩大夫》、《雷锋》等作品中都有充分体现。由于画家精心选择了概括性大的瞬间.虽不对人物和环境作更具体交待,读者却反而能由此展开深入而丰富的联想。仅以他的作品《主席走遍全国》、《同心曲》为例,两幅在概括性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表现毛主席手拿草帽,驻足祖国大地.慈爱可亲;后者表现江总书记手握竹笛,站立人民中间,深情而开怀。画面极少旁设。记录的也只是一瞬闻,却自然地使读者联想画外辽阔的空间,补充人人尽知的无数镜头。两幅画都情真意切地表达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洗练是李琦作品的共性。如果在他早期作品中洗练还是一种趋向,那么进入70年代后期,洗练已成为他的追求。他手书郑板桥的名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张挂案头,目的是鞭策自己要不懈努力。他后来的作品也愈加精熟和洗练。《黄炎培》只画人物的头和手,就使人想象出他端坐的全身。
  至于“传神”,既是中国人物画不可动摇的传统,也是评价人物画的最高标准。李琦人物画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传神”。有许多画评谈到,站在《主席走遍全国》这幅画前,感到毛主席正向自己走来;站在《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幅画前,又感到周总理正在与自己亲切交谈……李琦所画人物,确乎有某种魅力,能使读者洞视其内心,产生与之交流的愿望。邓颖超这样评论李琦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她说:“这幅画画得很好,好在哪里?神情面貌、姿势特点,那么几笔就勾画出来。”“这幅画很逼真,我非常喜欢。”(1988年3月l9日、22日《人民日报》)而在一次集会,当英籍作家韩素音接过李琦赠与的这幅作品时,她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使得在场数百人为之动容。鉴于李琦作作品的传神,中国著名诗人艾青书赠他“传神之笔”四字,对他可谓是充分而不过分的评价。
  三
  冯真教授(李琦先生的夫人)告诉我,李琦搞创作,就像刚学画的孩子,画了一张又一张,不知怎样才算满意。她还说:“他的画看似不经意,实则举重若轻。”细读李琦作品,果见其与众不同,他能于“不经意”处表现天机,而使作品别出新意。
  1、构思不落俗套。在李琦作品中,画面人物的位置、姿态、道具、虚实详略,无不服从主题需要。《我们的总设计师》一画的人物位于画面正中偏下的位置,头部以上留有超常空间,看似安排不当,其实用心良苦。画家意在以虚代实,匠心独运,采用了特殊的构图形式,充分展示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开阔、博大精深,他正在设计祖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同志》描绘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劳动模范时传祥的场面,作品采用平列对称构图:刘主席手拿香烟、笑容可掬,与时传祥相向而坐,促膝交谈;为了烘托暖洋洋的气氛和时传祥的内心感受,画面以近乎澄红的颜色做底色。《我们在一头》选取了画家在延安亲身目睹的事件:朱总司令与小八路打篮球。画中两个人:一位是长者,一位是孩子;一位是总司令,一位是小小兵。他俩在年龄和身份上反差强烈,却都穿着布衣草鞋,关系又是那样亲峦无间。这就极其自然而又恰到好处地揭示了“人民领袖在群众中”这个现实而深刻的主题。《彭总》的构思看似平淡,实则深邃。作品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任凭读者去想:此刻彭总在抗日的太行山上?在保卫延安的战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还是在身处逆境的沉重岁月里?画家是要读者从彭总身上披着的军大衣,联想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以及他传奇式的经历和为人民立下的卓著功勋,画面人物朴拙凝重的墨线勾勒,全身敷以绛红色,整个造型像一座山,喻示血与火的洗礼。这幅作品是彭总英雄气概和革命气节最生动的写照,也饱含着画家李琦对彭总的无限崇敬。
  2、用笔多有变化。李琦先生在技法上不是“以不变应万变”,而是依据每一幅作品不同的内涵特性,找出相应的、贴切的表现形式。仅从他的几幅新作看:如果说《孔繁森》的画面形象给人以“高原雄鹰”之威,那么《李素丽》的画面形象则像“春天的燕子”。《马克思》一画,全用朱砂画出,这又是李琦作品中的一次“出新”。可以想见,那炽热的磐石般的画面,表现了作者对“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信仰和情思。李琦人物画以线为主要手段。他用线却能因人而异,因情而异,一笔之中也有变化。他赋予线条以丰富的表现力和形式美,使人耐看。如描绘李大钊身躯的轮廓线,是以振动笔触写之,积点成线,连同全身的赭石纹理,给人以巨石丰碑的感觉。同是写鲁迅,为描绘他在黑暗势力压迫下勇猛前行的身姿,用线轻而有力,淡而不飘(《其实地上本没有路》;为描绘他深邃洞察、怡然自得的风度,用线重而灵动,粗而不鲁(《鲁迅先生》);而为描绘他“横眉冷对”的战士风貌,面部采用淡沙线,长袍仅用一根立线,以突出好像紧握匕首的手(《战士》)。这些作品用笔有轻重转折,用线有浓淡干湿,着色相宜不谬,人物立体而有空间感。同是写头像,作品《任弼时》用笔严谨,为的是展现这位革命家被称颂的“骆驼精神”;《张寒晖》甩笔杂沓,为的是揭示这位文艺家在严寒年代的复杂内心;《我们的总设计师》则用笔严谨疏朗,表现他的坚定和乐观。以上作品因笔法不同而呈现迥异的意蕴。用笔的变化,还表现在“手”上,仅从对手的刻画上即可区分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不同境遇。
  3、题款用语耐人寻味。在李琦作品中,许多题款都是用来参与人物塑造,表现主题。如《主席走遍全国》、《同志》、《其实地上本没有路》、《我们在一头》、《先行者》等,这些作品的画题不仅响亮、贴切,而且寓意深刻,能给人启迪,使人联想和思考。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题款则同时注意在形式上服从画面的需要。如《我们的总设计师》,且不说“我们的”三字使人倍感亲切,题款的形式是作双层排列,上排字颜色淡,下排字墨色重,其位置安排像是一个雕塑半身像的底座。《黄炎培》先生之像中的题款则以娟秀字体排列一侧,从上至下把画面两部分连为一体。他还因画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字体作题款。如《彭总》的题名用金石体,《先行者》的题名用篆书,而《画坛巨子石鲁》的字迹则与石鲁豪放的人品、画品取得了一致。这些题款用字,既能深入刻画人物,又与画面形成浑然一体的视觉效果。
  李琦在构思和技法上的独到之处。既得益于他锲而不舍的探求精神,也得益于他扎实的西画造型基础和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力。他既融中外古今于一炉,又使作品趋向民族“根”的回归,因而使中国画人物画技法达到新的高度,赋予了这一古老画种新的风采和生命力。
  四
  比之技巧,李琦更重视“思想”。他说:“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思想比手段更为重要。”那么,“思想”是指什么呢?他继续说:“这是包括感情上热爱画中人,画者与画中人有共同的信仰及体会他们的‘神’。”
  从广义上说,李琦所谓“思想”,是指画家的精神修养,即画家长期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它决定着画家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倾向,是对画家创作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从狭义上说,“思想”又是指一个具体创作的心理准备过程,这里包括:画家了解生活、表现对象的愿望;与对象进行心灵感应、心神交会的活动;以客观为根据,画家在主观上完成对人物的“神”的把握等。这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动态过程,完成这个过程才能进入实际创作,所以他说:“思想比手段更为重要。”
  与此相联系,李琦还特别看重生活。因为他认为:画家的“思想”只有从生活体验中来;而要把握对象,画家又必须到生活中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否获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自身是否真正有生活体验。李琦所以画伟人、名人,就是因为他早年有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这段经历,无论从生活、还是从思想的准备上说,对他都是不可缺少的。
  1937年9月,李琦随父母去延安,当时他作为“北平学生假期参观团”的一个编外成员,意外地在山西一个叫云阳的小镇受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接见,那时他才9岁,彭总看他是小孩,就亲切地把他抱起来,时隔多年,这一幕还留在他的记忆中。在延安他参加了八路军“抗战剧团”,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经常看他们的演出。他在延安生活整9年,除在各种场合与许多领袖人物有过接触外,还结识了不少名人朋友,他后来创作的许多作品,都是以这段生活为素材,饱含着他的真情实感。   
  李琦在延安的经历,对他还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这段生活给了他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正确方法,为他以后进行艺术创造奠定了思想基石。李琦在延安的日子,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而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更使他深刻认识到人民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孕育形成了他无限热爱领袖和人民,无限珍视新生活的情怀。他所具有的这种认识和一往情深,对他以后的生活、创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李琦脍炙人口的作品《主席走遍全国》,其创作的深厚基础固然在于延安经历,但如果没有他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的见闻和体验,就不会有这幅作品。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李琦为创作《同志》这幅作品,曾到掏粪工人时传祥所在的北京崇文门清洁队,与清洁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同一个浴池洗澡,共同生活一个星期。三四十年过去了,如今李琦已年近70,但他照旧注重深入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前年,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上海采风团,上海重振雄风的形势使他激动不已。当他听到人们传颂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时的感人事迹时,当他看到工人文化宫墙上贴着的一幅江泽民同志在群众联欢会上吹笛子的巨幅照片时,《同心曲》一画“母体”在他脑中顿时形成。他说:“不下去,就是找来一堆照片也茫然。”去年,李琦为画《孔繁森》,不顾年老体弱,随身带着氧气瓶到西藏体验生活;今年,他为画《李素丽》专门乘坐她售票的公共汽车……  李琦作品所以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说到底是从生活中得来的。
  五   
  李琦先生是这样一位画家,他是一个普通人,却站在了时代前列;他久居高等学府,却为中国寻常百姓所知晓。
  李琦作为艺术家是以作品闻名于世,他笔下人物的知名度,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所热爱,这固然是其作品为世之瞩目的一个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李琦作品所以为人们喜爱,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审美规律,达到了题材与表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同时也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
  其一,社会各界对李琦作品给予高度评价。1993年,李琦利用签名售画的机会,到全国14个省市与读者见面,各地都为他举行了作品讨论会和座谈会。一位省委书记说:“李琦是人民热爱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把领袖与人民的距离拉近了。他的作品给人们以信心、鼓舞、力量,催人上进,奏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使人民能够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并揭示了人民的事业必胜无疑。”某省的美协主席说:“李琦的作品不仅题材好,在艺术上也是很高的。他的艺术面向人民,堪称楷模。”
  其二,李琦作品深受人民喜爱,为他们所需要。在李琦收到的大量群众来信中,湖南岳阳一位科研人员写道:“您的革命人物画人民喜爱,人民需要,您笔下的人物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脊梁,您的作品极大地振奋着民族精神。这对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解放军某部的一位连长这样说:“今天我们全连官兵阅读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写的《赞扬我的画中人》一文,使我们受到鼓舞,更加深了我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四川某水利学校的一名学生写道:“我曾经有过理想,有过失望……但在19号那晚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中见到您的画,使我心中亮了起来。”
  其三,李琦作品在国外也同样受欢迎。1994年9月,李琦应邀出席在英国召开的一个中国画问题讨论会。会议有20多个国家、地区的200多位画家和理论家参加,由当今西方美术理论权威恩思特·贡布里希担任总顾问。李琦在大会作首席发言,他的发言及用幻灯展示的革命领袖人物画和其他人物画作品,博得了会议主持人、世界艺术学院院长赖恩教授及与会者的普遍称赞。这是李琦第一次在国际画坛上大量展示他的伟人、名人画。这件事,使他更坚信:绘画艺术越有民族性、独创性,就越有国际性。
  李琦先生又是一位谦虚的画家。他并不因为自己画革命人物而唯我独尊,也从不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估计过高,他常常说:“荣誉属于我的画中人。”有时他这样向我表达内心的不满足:“我常感到力不从心,作品也少。”真诚中有许多自责。我深知,这种真诚和自责是来自他艺术家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李琦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0周年画展开幕的日子里,李鹏同志为画展题词:“时代的缩影,形象的丰碑。”这既是对李琦画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画家终生追求的褒奖。作为李琦先生的朋友,我为之骄傲。我相信,今后他也会进取不止,永远不会自我满足。

  中西绘画交汇点上的创意 ——评李琦先生的中国肖像画创作
  胡东放
  一
  评析李琦先生肖像画创造的艺术价值之所以较其他画家更为复杂,主要是因为他的这种独特的艺术意义常常被其画中的那些著名人物本身的轰动效应所掩翳,只有当我们透过这种轰动效应而冷静地关照其艺术本身之时,才会发现蕴藏于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即是对中国绘画历史弱点的一种补充,又表明了一种当代中西绘画交汇点上的富于情意的探索和创意。
  纵观绘画艺术史,我们可以从东西方两大分支中看到一个相当有趣的区别:西方的传统艺术大师往往是杰出的人体和肖像画家,而中国画的传统艺术大师则多是山水花鸟画家;西方崇尚人体酷似视觉效果般的再现,东方则更倚重事物生动意境的表现;在西画形“似”是基本且首要的前提,在中国则视“太似”为“媚俗”,更求“似与不似之间”,其实质仍然是褒“神似”以贬“形似”,这样,围绕着“似”就形成了东西方绘画的两大不同走向,而人体及肖像画则成为昭示这个差别的极其重要标尺之一。
  西方油质绘画材料的可更改性完美地配合了其“似”的走向,而中国水质绘画材料的不可更改性则促成并加强了“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观。西方绘画拥抱着精确性要求极高的人体和肖像,中国画却竭力躲开它们而陶醉在精确性要求不高的山水之情和花鸟之趣,客观地说,两者各有所长。十九世纪以来,西画吸收了东方强调主观表现的因素极大的伸展和兼容精神。当前,中国画欲求自身的发展并与世界艺术接轨,人体及肖像作为中西绘画方面一个至为关键的交汇点潜在意义极大,李琦先生肖像画艺术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中方显现出来。
  李琦在中国画领域选择肖像画不是一条轻松易走的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要逆着中国画的许多天然画理进行创作的。远在中国画的题材和程式成熟之前,“鬼魅易,狗马难”之说便表明了对形体写实之难度的认识。尔后,随着在实践和理论上对“神”和“意”的不断追求,中国画对形的准确性的要求日益弱化,当后继的一代代艺术大师将中国画推上了山水花鸟画的伟大高峰之时,他们竟没有想到为此也付出了不无遗憾的历史代价:远在照相机问世之前,西方艺术已为世人留下无数精美绝伦的真实肖像,而中国的艺术家直到近现代才逐渐在某种程度上感悟到这一点。
  不能责备中国画家的肖像画方面的软弱,因为中国画的材料和美学取向的确没有为肖像画的发展提供较为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但也不能无视这一软弱对中国画拓展的惰性作用,因为在历史中被错过的不能也不应被继续错过。
  尽管从近代徐悲鸿倡导学习西画到今天中国画坛已较为开放,但以中国画材料专攻肖像画这一传统难题仍罕有其人。古代二度线性空间的传统手法已证明甚有局限性,蒋兆和及部分近现代后继画家虽然在以三度空间的中国情节人物画方面取得相当注目的成就,但在如何发展中国画的肖像人物画的领域仍然是有所不足。从较严格的意义上讲,李琦可谓是中国画领域肖像画艺术特征最为明显的艺术家,因此,我们应对他的绘画给以特殊的学术注意。
  二
  大凡见过李琦肖像画作品的人,都会有某种类似的反应或感觉:即画得既有西画的形之“像”而又有中画的“神”,而画像照相机般的模拟可说是完全客观准确地记录了人的五官的位置,但我们还是常常感到这种纯客观的形态的记录需要东方的主观强化的精神来予以补充。一幅好的肖像可说是对一个人的内在本质的深刻揭示和外在社会总体印象的综合概括,这既非为西画之刻板的画理记录所能轻易做到,更不是东方绘画擅长的草草逸笔能胜任。平心而论,西画的物理采取那种画家通常泛泛而谈的“传神”更接近中国绘画传统理论中的“君形”之说。“君形”理论出现在中国画还未充分发展的西汉时期,而该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对形所进行的概括取舍的分析。何谓“君形”?有两种解释:一即形中之“君”,也就是统辖形的某种东西;二即指区别于其它次要部分的形的主要部分。中国画理论是逐渐从为一个意义上发展成形而上式的“神”及“气韵”,而在第二个意义上未进行过较深的发掘;但这第二方面的意义恰恰是形而下的具体绘画上的:即对三度空间的视网膜映像中形的各种要素的重要性的分门别类及要求不同重要性所进行的取舍。这正是中西绘画的某种本质区别,又是其交汇点上的关键之处,也是李琦肖像绘画中最鲜明的一大特色。
  李琦在肖像人物画方面是通过“君形”理论中的突出和强化能反映人物主要本质特征而弱化或简化某些非本质因素的手段完成的。为达到这一点,他首先注意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抓神”,而这要发自于对人物长时间的观察、了解、体会和艺术加工。正是这种脑中对事物长时间酝酿的结果成了进一步艺术简化的根基。如他最近画的《彭总》,为突出其稳实坚毅的品格,而采用了山的形状和气势,如果没有对对象的深刻了解,是不可能找到这形式的。李琦能在丰厚的感情基础上通过“心视”来塑造形象。此处他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选择绘画语言上不像通常的中国画或西洋画家那样循规蹈矩,作茧自缚,如采自西画的侧逆光的运用和中式的不了了之的手法,只有深谙中西两画本质才能在两者中如此随意地出出入入,创心独运。在他为李可染先生画的四分之三侧正面肖像中,其额头的三度空间的写实效果不可能如画中那样凸出,但李琦却反对科学地使其凸现出来,结果极其成功并艺术的表现了李可染。在他画的众多肖像画里,他不仅创造性地“灭”而且更独创性地“加”。为突出形象他常常能在似乎全无缘由地在肖像的某一部位上加上些在客观原型上根本不存在的点线,结果这种独创性的艺术组合使肖像之神倍加生动。另外,李琦的默写式的创作手法也是与这个过程相一致的;他之所以选择默写作为基本创造技巧,是因为他由此既可避免过分琐碎的形的干扰和限制,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生动的精神意象。
  写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李琦艺术的意义既然如此深刻,为酷似实非易事,体现东方的心理和精神上的自然天成亦多其难。而将两难合成为一且又扬两者之优抑两者之弱更是难上之难。
  李琦选择了国画肖像画,已经有意无意地面对了中国画当代发展中的这一历史难题。虽然事实上面对这一历史难题者并非李琦一人,但李琦的应付策略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在于:中国画自身传统因对人物画的表现较弱而需借鉴西画,而近代大多冲击中国人物画的画家多是西法入画,但把西法全部嫁接到中国画之中的手法既难于为中国画的材料所全然容纳,更可能湮没中国画自身的美学特色。所以,适当微妙地协调中西不同的绘画因素(如创造性地调整线面关系等)正是问题的关键,而李琦的创意也正表现在对这一特殊问题的解决上。
  现在就让我们具体看看李琦是如何融汇中西成此创意的。从理论上说,三度空间形的准确是西画肖像的最大长处,而强调肖像生动的“传神”说则是中国人物画的灵魂所在。虽然从古至今的中国人物画坛上似乎无人不尊“传神”为追求目标,但如何在“像”的基础上达到“传神”的策略和技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解决;历史上中国肖像画的衰弱与其说是缺少杰出的肖像画家,莫如说是为策略和技法上的难度所使然,具体地说,李琦在肖像画上的成功正在于他摸索出了一条融汇中西的思路和技法。
  从李琦肖像画的基本策略来看,他首要着重的是“抓神”。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东方中国画艺术的出发点。而这正是李琦和许多把西画技法全然植入中国画的艺术家的根本区别。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肖像画的根基(许多沿用西法的艺术家之所以未能有较大作为,其关键亦在于此)。在“抓神”的前提下,李琦把手段从中国画的技法扩展到包括所有西画素描基本因素的范畴之内(如侧逆光的运用和“如履薄冰”技法的造型等)。这样,李琦就将中国画的“神”放到了有坚实造型特点的基础之上。通过这两点,李琦避免了中国人物画家通常最难避免的两个偏颇性。

  在理论上将中国画的“神”与西画的技法相联系并非难事,但实践起来却并不比把方与圆协调一体更容易。这需要真正长期磨练的经验与新颖的思路,从李琦的创作来看,他为何长期以来未被发现呢?这当然有其历史、现实及个人风格方面的原因:一是肖像画历来被贬为工匠之作不入士大夫雅逸之格,这便形成了对肖像画发展不利的特殊艺术气氛;二是无论西方或中国之肖像画似乎都已发展到完全成熟,技巧形式似乎也已定型且已没有创新之余地;三是李琦创作过程中的诸如“抓神”、默写、中西法结合等特点在美术界并非一家独有,似乎也难有创意可谈;四是李琦所画人物自身的影响力往往削弱了人们对其艺术本体的注意。
  以上所言的一、二及四点较易于从客观方面进行理解,而其中的第三点则更是问题的关键。的确,李琦并没有独创出“抓神”说、默写法或灭笔术,但他却通过难得的艺术综合能力较好地综合协调了西画之形与中画之魂这一对本质相差甚远的矛盾。在当前各地方艺术已充分发展并在世界舞台相互碰撞融汇的特殊时代,这种综合性的创意是极其重要和可贵的。记得在英国首届中国画的理论讨论会上,我作为会议的发起人和组织人之一,对李琦的发言当时能赢得与会的众多学者专家特殊注意与好评深有感触。当李琦把中国的那种浑然天成的笔墨气韵与西洋人极其熟悉的肖像题材结成一体之时,似乎在两大艺术体系之间便树起了一个彼此融汇渗透的中介地带,他的肖像画艺术正像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沟通双方文化艺术特质的中介。当时我曾感此而赋诗一首:
  眼处心生意自奇.
  默写为法更相宜。
  简笔“灭”出春秋史,
  佳思“加”成万代菊。
  满纸浓淡干湿美,
  人意天工即若离。
  写真只道画工事,
  却导新流贯中西。
  魏晋南北朝的陆机曾说过一句相当有意义的话:“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这句细想起来在气质上与肖像画颇为相符的理论虽然在过去的中国画历史中未有较深刻的发展,但其本身的这一尚待开发的重要艺术价值终将体现出来。从李琦的肖像绘画,我们不难看到其艺术价值的某种当代体现。愿李琦在中西绘画的这一富有意义的交汇点上能有更大的作为,也愿中国画坛上涌现出更多的像李琦这样的富有创意精神及成果的肖像画家,共同注目于这一古老且又新鲜的领域,在补足中国画的历史弱点及与西方绘画在世界艺术大舞台上进行接轨这一意义上有更大的建树。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日于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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